中国向“外媒”敞开的大门不会关上

　　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、北京市新闻办主任王惠，也是北京奥运会上最受瞩目的新闻官，有22年媒体从业经历，在西方传媒界有“奥组委中的铁娘子”之称。近日，记者采访了她。这位职业答问者不讲套话，不避问题，谈吐间富有亲和力。她说，有这段经历，“我们现在已经很富有了”。

　　王惠：奥运会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，要打分的话，当然是打满分了。我觉得这次北京奥运会是给世界一个惊喜，罗格说“无与伦比”；更重要的是，让世界认识到中国的开放程度，认识到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多么友好。

　　记者：有调查显示，29个国家67家报纸，90%在头版刊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，绝大多数的报道积极正面，你觉得，这与对外国记者放宽限制的《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》有没有关系？

　　王惠：当然有关系。这也是我们北京奥运会创造良好采访环境的一个具体体现吧。这个规定已经实施了一年半之久，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环境日趋宽松。

　　王惠：北京奥运会遗产很多，我们今天来梳理还为时尚早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我们留下的最大的遗产之一是中国的开放，继续地开放。因此中国会继续以开放的心胸欢迎境外媒体来采访，报道北京和中国的各个方面。规定是到17日就结束了，有关部门会出台新的制度衔接上。

　　记者：2005年,北京奥组委在世界范围招标，遴选国际公关公司做合作伙伴，怎么会想到这么做？

　　王惠：这不是我们首创的，政府、企业、各种组织，做大的国际活动用公关公司，已有惯例。北京市也不是第一次，我们申奥时用了三家公关公司，效果很好。申奥最后阶段，我们每天收到三份对国际媒体报道的分析报告，了解国际媒体关注什么、在炒作什么，我们就非常主动。他们也帮我们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润色发布稿，调整传播方法，还帮我们处理一些舆论危机。

　　整个世界都称赞我们，说北京申奥工作做得那么好，懂得怎么打动人心，懂得西方人想听什么，而且用一种西方希望的语言在表述，很奇怪，怎么中国能这么棒？当然，这跟公关公司与我们讨论有关，也跟我们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交往经验有关。这也是我们申奥的重要遗产。这次办奥运会，国际奥委会也希望我们继续这样的合作。我们也感受到，除了自己之外，我们还需要“第三只眼睛”。

　　王惠：我觉得公关公司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，跟我们的合作也很好。我们互相取长补短，呈现给世界一个共同的面貌，是做得很好的范例。

　　记者：国际公关公司做事的出发点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区别，有的建议可能根本没有可操作性，这方面能举个例子吗？

　　王惠：公关公司在中国的工作和在其他国家还是有差别的，东方文化啊、政府运行方式啊，他们也有一个适应过程。他们会提出一些在西方比较适合的观点与办法，我们可能就觉得，哟，这在中国恐怕行不通。比如请一些著名运动员到某个国际媒体上发表电视演讲什么的，这就是西方的观点。

　　记者：按国际惯例在奥运期间划出示威区，但是没人在那示威，从外宣角度考虑，这对政府形象有没有影响？

　　王惠：这就是西方人和中国人文化的差异吧。西方人经常上街游行，他们都认为这事挺正常的。

　　中国人不一样，注重效果而不注重方式。游行是为了什么呢？不就是为表达观点、解决问题嘛。就像夫妻打架，闹到派出所，是要离婚吗？不是，就是为了要人评评理，然后接着过日子。中国人会想，先给你们调解，绝不先给你们离了。中国人以此为美德。

　　对申请游行的人，也是这个态度，能给你解决了就别去游行了。实际上在申请游行的过程中，很多是这么处理的。有些是提出申请不符合我国法律，所以没批准。所以我倒觉得这没什么。

　　外国记者也问我，如果你们街上真的有人游行，你怎么看？我说，你觉得这个问题稀罕吗？你去哪个国家没见过游行?都在那哗哗地游行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奥运会是不会因为有人游行就停下来的。

　　记者：北京奥运会上最受中国人关注的新闻恐怕就是刘翔退赛，也有外国记者说这是最大的丑闻，你什么时候知道刘翔退赛的消息？

　　王惠：我当时正在看直播，之前一点都不知道。当时我看他往回走，就知道状况不对，猜到他可能要退赛了。现场观众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在那发呆。我们这儿的人也认为他是回去喝水，还会出来。

　　我说，肯定是不参加了。因为看他很lonely（孤独）的背影，看他走路的姿势，我就知道，当时他已经没有再战斗的能力了。

　　记者：刘翔退出奥运会比赛之后半小时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，已经准备好新闻通稿，而且开发布会应得到国家体育总局同意，有没有事先策划？

　　王惠：这不是奥组委的事情。我们是管运动会的组织工作，运动员的事情可能体育总局更清楚一些。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，是刘翔自己一个特别大的遗憾，也是全国人民的遗憾，大家都希望飞人能在鸟巢拿一块金牌，但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
　　他出现这样的伤病，硬要逼着他跑，我觉得也是不人道的，他有权利选择这样一种方式。

　　王惠：我觉得没有人受益。我们期待他能够恢复，再创奇迹。每个人心里还是存着这一希望。

　　记者：如果北京奥组委事先知道，能有专业的公关公司参与策划，不会拖到最后一刻吧？

　　王惠：这不在北京奥组委的职权范围内。大家失望，刘翔自己也损失很大。这件事我完全是局外人，所以无法推断。

　　王惠：我跟大家一起知道的，就是看电视，因为这个跟我们奥组委没关系。残奥会期间，听到之后我也很震惊，但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对政府来说也是很大的事情，应该加紧做政府危机公关工作。现在还没处理完嘛。

　　王惠：有的，我常说这就是我们这些对外宣传人的苦恼和悲哀。我们辛苦了几年，或许就因为一件事，努力就全没了，所以也挺难过的。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艰巨性。有时就是这样，刚刚营造了一个好的氛围，进入一个小的高潮，马上就跌到低谷，以前的成绩毁于一旦，然后要重新开始，再去营造。就像在沙地上盖楼，真的是特别艰难。

　　王惠：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成熟了，对于这种不良信息丝毫没有想把它隐瞒起来的意思。如果在奥运会之前已经有了的话，相信政府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披露出来，披露出来是好事。自己说出来永远是好事。你自己把坏事都说尽了，剩下的就全是好事了。如果坏事被别人说了，那将百分之百是坏事。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。

　　记者：奥运村实行了一套食品安全系统，能不能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运用起来，让公众受益，建立对食品安全的信心？

　　王惠：我想这也是全民的事情。这些天，好多专业机构、政府官员，包括我们也都在思考，怎样让中国老百姓对食品能有安全感。这是需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。因为这不能只依赖少数人的。这件事是需要全民来做的。我相信在短期内，政府会出台一些相应的机制，会确保消费者的安全，食品安全，政府是非常重视的。

　　王惠：最担心的是出现恐怖事件。没有出现。其他的我觉得没有什么，稍稍有一点担心的是我们的民众，在跟国际友人沟通的过程中，可能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，弄出一些笑话来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想这些可能也能成为我们奥运会的花絮吧。

　　王惠：遇到过关于人权问题的提问。我跟记者说，我不能说你“无知”，但是从你的提问就可以看出，你对中国的了解确实不够。我特别希望你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多接触我们的民众，那你就会了解到中国的发展与进步。平时你们带着挑剔、成见，所以我们告诉你真实的情况，你也不会相信。

　　这种情况一直都有。比如在一个发布会上，场馆一个工作人员没有听到发布会说的话，他就向一个认识的中国记者借录音笔。结果外国记者看到以后，发了一篇稿子说，中国政府在没收所有在场中国记者的录音带。这跟事实完全不一样。

　　王惠：差不多今年十月底。这些人员基本上可分成三部分。第一部分从政府机关、国企等单位选调的，原则上是哪来哪去；第二部分借用的，就是挂职的，原职务没有解除，所以还回去；第三部分是从社会、国外招聘的，奥运会后，北京奥组委给他们提供第二次择业的机会，现在已有很多大公司、国家单位来奥组委要人，马上开始双向选择。他们都是综合素质非常高的，谁都不会放过这些人才。

　　王惠：不会的。像我，回去还是接着当我的新闻办主任。我也没有过这种奢求，因为已经有很大的财富在心里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很富有了。仅仅为了开、闭幕式，我就在鸟巢工作整整九天，每一场开幕式、每一场闭幕式和每一次彩排，我都从早到晚亲眼目睹。多少人想买一张开幕式的票却没机会？奥运会的开幕式我看了五遍，了解很多别人不可能知道的内幕，很多我不能透露的细节，很多事真是特别有意思，我觉得我很富有，足够我一生回忆的了。

　　王惠：实现了，现在还没有结算，我们当时的计划是要盈利一千多万美金，这个钱，北京奥组委、中国奥委会都不要，申奥时就承诺了，要建立世界体育基金。会兑现这个承诺的，很快，结算完了以后，会向世界公布的。